一问：“夺宝奇兵” 能夺来多少宝？

    金轮集团艺术部经理姚海芳说，金轮过去5年间每年购买海外文物所用资金在3000万到6000万人民币之间。

    按照国际文物市场价格，每年约可购买顶级中国文物最多10件。而金轮集团已是近年来在国际文物市场上，出手最为豪阔的中国企业之一。

    那么中国文物在国外又有多少存量呢？

    国家文物局原局长、中华古玩业商会名誉会长孙轶青一言以概之：“失散在海外的书画、瓷器、雕塑等中国文物，很难用数字说明。”

    中国文物出境一般有4种途径：一是正常贸易或者文化交流，二是华侨出国时带出，三是战争情况下被掠劫或者骗取，四是盗掘后走私出境。后两种，都是在国家和民族不自愿的情况下流失海外的。仅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洞开，时局动荡，百余年战乱岁月中，我国流失到欧美、日本等地的珍贵文物就高达数百万件，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

    面对中国文物在海外巨大而复杂的存在，民间资本是否有能力、又是否有必要当此“夺宝” 重任呢？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处处长何戍中强调，关于“夺宝”之事，先要搞清楚概念，什么叫“流失文物”？“‘流失’不是法律词汇，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就说一个大英博物馆，里面那么多的中国文物，有走私出去的，有抬出去的，有我们强盛之时送出去的，也有正常的文化交流卖出去的，你怎么‘回收’？是否连正常文化交流的文物也要买回来？”

    而就数量而言，“夺宝”之说缺乏常识。“去欧洲‘夺宝’，这么说会让人家笑话。海外数百万件文物，你能夺回来几件？”

    二问：“夺宝奇兵” 夺来了什么宝？

    浙江企业家陆汉振和徐其明坚持认为，他们常常出现的国际顶级拍卖行，是严守相关法律的；而他们购买的文物，均有较为详细的来历，他们买的是“干净”的东西。

    问题在于，何以保证国际市场都是干净的？

    拍卖市场上中国文物众多，判明其来历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任务，国内有关专家曾经撰文，判明文物流失海外的性质，是否被掠夺或盗掘走私出境，当属调查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内容。

    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文物价格在海外市场的大幅度翻升，国内盗掘走私文物达到疯狂的程度，文物流失海外的现象又趋于严重。粗略统计，世界上40余个国家的200多座著名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其中相当部分为近20年来自大陆走私而去。

    至于我国发生文物盗窃、走私事件，不久，那些文物就出现在境外拍卖会上，何戍中表示，此类情况——“太多了” 。

    1988年11月，中国有关方面发现纽约索斯比拍卖行公开拍卖的东周青铜敦，系湖北姊归县屈原纪念馆当年6月所失，遂以完备的证明资料向美方索回。

    2000年2月23日，河北省文物局获悉，嘉士德拍卖行将于3月21日在美国纽约举行“中国陶瓷、绘画、艺术品拍卖会”，其中拍卖品209号为一件武士浮雕，似与河北省曲阳县被盗的王处直墓有关。后经国家文物局出面交涉，美国海关总署协助，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公约的规定，确认后无偿归还中国。

    何戍中认为，民间资本购买了近年来被盗掘出去的文物的可能性“绝对存在”。“如果要买回来的话，任何学过法律的人都知道，那是买赃物，那不是助长了挖坟盗墓和走私吗？”

    三问：重金夺宝值得欢呼吗？

    通常，在道义上激起人们强烈情感的文物，回归时会被人们热切地称为“国宝回归”。民营资本“海外夺宝”的悖论在于：如果是身家清白的文物，以正常交易的方式买入，值得叫做“国宝回归”吗？

    而如果是被劫或者盗掘走私出境的文物，应该以这种重金赎买的方式回归吗？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专家李健民曾撰文《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与国宝回归热的反思》：

    “对非法出境的文物，世界各国少有重金赎回的先例。普遍的做法是依据法律和道义的原则，锲而不舍地竭力追索。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甚至不惜采用强硬的外交手段。”

    “希腊为向大英博物馆争取古代帕提农神庙埃尔金大理石雕的归还，至今仍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希腊方面的谈判代表说：‘连香港都可以归还中国，为什么古希腊文物就不能物归原主？’多么精辟有力。”

    我国已经加入了一些国际条约，加强双边合作，对文物走私进行打击，追索非法出境的文物。但在近年“国宝回归热”中，却多次发生民间资本重金赎买此类文物的事件。

    最著名的就是2000年4月，香港索斯比、嘉士德拍卖行置国家文物局的严正立场和海内外舆论界的反对之声于不顾，坚持拍卖1860年被英法联军掠夺出境的圆明园文物，最终北京市文物公司和保利集团将几件圆明园国宝竞回大陆。此事令两家企业一时声名大噪。

    近20年来许多自大陆盗掘走私海外文物的回归，也是耗巨款赎买的。其中价额较大的一案，为1992年山西省曲沃县天马－曲村西周晋侯墓地被盗掘的一组14件晋侯苏铜编钟，由上海博物馆以数百万元自香港购回。

    李健民在文中坦言：“就国宝回归事情本身而言，无疑是值得庆贺的。但若稍加分析，就会感到这种回归的方式或途径，无异于在丰盛的筵席上吃进苍蝇一样的令人尴尬万分。”

    如果说国宝回归的前提是必须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那么“不惜重金”的赎买，是否值得欢呼呢？

    “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混淆，否则，法律的权威体现在哪里？国际协作如何开展？“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处处长何戍中说。

    四问：应如何看待“夺宝奇兵”？

    何戍中最后强调不要将民间收购与“民族感情”连在一起，“一联系民族感情，就容易走极端。”他说，“有民族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把这种民族感情引导好，来把现在的文物保护好。”

    何戍中认为，如果从投资收藏的角度来看，买卖是对的；但从文物保护角度来看，出钱买文物这个方向是不对的。目前除非特殊情况，我国政府极少出资回收境外的文物。“就文物保护来说，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们有那么多的古迹需要保护，那么多人员需要培训。不能一方面出大价钱买海外的文物，一方面任由文物遭到破坏。”

    “比如说，圆明园以前遭到外国人破坏、抢劫，我们义愤填膺。可现在谁在破坏圆明园？谁在破坏长城？谁在破坏北京古城？什么是爱国？把现在的文物保护好才是爱国。”他说，“以中华文化来说，现在你出10块钱收藏保护一封信件，也许比花100万买个什么‘国宝’更重要。”

    朱传荣，文博世家之后、已故文物鉴定大师朱家潜之女，表达了对中国企业家“海外夺宝”的个人看法。她认为，目前中国企业家购买文物更多是一种投资行为，应该当作文物的正常流通看待。“流通”其实是一个比“夺宝”更强大的词，意味着“平等的、自由的、竞争的”。能有机会参与这样的合法竞拍使文物部分回流，正是流通使然。

    对企业家个人而言，出现在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不仅是人生的经历之一，也是拥有财富身份的象征。盛世藏宝，乱世藏金。中国企业家这种投资取向，应该基于对中国经济持续走强的肯定和认可。

    但是，就收藏本身而言，她认为，仅仅拥有了文物，算不得藏家，藏家不仅有买的能力，还应该具备研究的能力，企业家需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

    “期待着，在未来，民间的文物持有者能够脱离雇佣的文物专家和外语翻译，成长为有独立鉴识和交流能力的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因为得到他们的眷顾感到荣幸。有实力的个体多了，才有真实和持久的国力。”